本篇講述汪家祐教授精彩的會計人生。

“我12歲就學會計了,到現在已經76年了。”88歲的會計界老前輩汪家祐告訴我們。七十六年,從風華正茂的少年到疾病纏身的晚年,從備受歧視的右派到受人尊敬的會計專家,經歷過疾風暴雨的運動,也親歷過熱火朝天的深圳建設,終究是一個聰明人穿行于人世間,最終將聰明化為通達人生的大智慧。

“毫不費力”的學生時代——有些人的存在,真的是令人自慚形穢,完全就是老天爺賞飯吃,不論逆境順境,好像命運早就這樣安排好。

汪家祐1930年出生在上海的老城廂。他父親本來是黃炎培在上海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的老師,后來自學成才,考了英租界的醫生執照,做了私人醫生。因為生意很好,家里蓋了洋房,買了小汽車,這在當時的上海是少有的富裕家庭了。但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占了上海,汪家祐父親身體不好,無法繼續工作,沒有了收入,只好把房子租出去,靠租金來維持生活,再加上通貨膨脹導致租金越來越不值錢,家里的日子日益艱難。

經歷了家境的由盛轉衰,汪家祐上初中的時候,選擇了一個畢業后就可以工作的中學。“這個中學叫善志義務中學,初中就有《簿記學》、《珠算》等幾門和會計有關的課程。所以,我準備初中畢業以后實在不行就去當一個記賬員吧。”那是抗日戰爭仍在進行的1942年,汪家祐剛剛12歲。

汪家祐初中畢業后,家境仍然不好,但是由于復旦中學有獎學金,于是他上了復旦中學的高中。“復旦中學有普通科、商科兩種,我為了高中畢業以后就能工作,所以就上了商科,又學會計、商法、計算技術等等。”

1948年復旦中學畢業以后,由于成績優異,汪家祐沒有經過考試就直接升到復旦大學會計系。(說到這,小編忍不住酸了,1948年保送復旦大學,我就是一顆檸檬樹!)

他自認為并不是個用功讀書的學生,大學四年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新涇區區政府里做會計,只有學期終了的時候回學校參加考試。快畢業時,又趕上三反五反運動,他又被上海市稅務局找去查賬。但由于他的會計基礎很好,加上天資聰明,仍然深受老師們的喜歡。

在復旦大學,汪家祐真正好好上課的只有第一學期。第一學期給他上會計課的是高治宇(會計史研究專家,著有《中國會計發展簡史》,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高治宇講完課就走了,一般對學生情況不了解,但是對汪家祐卻印象深刻,因為這個學生的會計學得很好。

“那個時候做習題,她在黑板上寫題目,我們在下面寫會計分錄。她寫完了正在拍手上的粉筆灰,我已經出門了。到了門口,她說,這位同學你回來,不會做可以問。我說,我會做,你在講臺的時候我已經交卷了。她說,先別走,我看你做得對不對。一看,全對,走吧走吧。”

當時擔任復旦大學會計系系主任的雍家源(我國第一位政府會計大家,設計了我國第一套現代政府會計制度,著有我國第一本政府會計專著《中國政府會計論》),雖然沒有給汪家祐上過課,但是對這個聰明的學生印象很好。

1952年汪家祐從復旦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和人大高等學校師資研究生班在全國各大高校招人(這段會計歷史可參見《會計教育界學習蘇聯往事》一文),因為有高治宇、雍家源的推薦,他很幸運地上了人大高等學校師資研究生班。

“這個班學生不是考試選拔的,是人民大學派出系和教研室領導到全國各個著名大學去,從畢業生里挑,挑選標準不是第一名的分數,而是吸收知識能力強、有創新精神的先進的學生。復旦大學系領導和老師就建議把我推薦到中國人民大學這個研究班。”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學習蘇聯,提倡課堂討論,學習氛圍相對比較自由。汪家祐在那里如魚得水。

“有老師講《基本建設財務》,中間有一章有一個公式,他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后才把公式推導出來。我舉手說,老師,我十分鐘就可以推導出來了。老師說,我講得挺累的,那你來講。結果我真的十分鐘就講完了。”

1955年,人大三年的學習結束后,由于成績優異,汪家祐順利留校任教。

“被聰明耽誤”的中年時光

好景不長,汪家祐剛在人大工作兩年,1957年就由于向黨提意見,被打成右派。

“我提的什么意見呢?主要是兩個意見。一個是評講師,好幾十個知識分子都評不上,但系副書記評上了講師。他不是知識分子,念個文件常常念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評上了講師。所以我寫了一張大字報,叫《講師歌》,說的就是這個事。第二個意見,我說現在我們的干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監督,很少有自下而上的監督,這樣干部容易犯錯誤,容易腐敗。”

從此以后,汪家祐就不能正常上課了。1959年,北京清理幾類人員,汪家祐的愛人邱鳳寶由于是資產階級出身,也在被清理的范圍內,被“清理”到青海財經學院(1955年青海省財經學校創建;1958年升格為青海財經學院;后幾經撤并,成為青海大學財經學院的一部分)。汪家祐這時候在人大呆得正難受,就要求和愛人一起走。

1959年到青海財經學院后,汪家祐右派的帽子名義上就摘掉了。“摘帽以后我以為就不是右派了,不對,叫摘帽右派。”因為學校里就汪家祐一個右派,任何政治運動一來,他就會被批斗。“一天到晚就寫檢查,所以我寫的檢查,大概比我的著作還要多。我都是你讓我寫什么就寫什么,說我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說我是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因為皮厚才活到現在,皮不厚早就報銷了!”

政治氣氛比較緩和的時候,他也會上課。“我教了會計原理、工業會計、銀行會計、基建會計、紡織工業會計、食品工業會計、鐵道會計,等等,哪門會計課沒有人教了就讓我去教,因為這些會計老師誰也沒有我的資格老啊。”但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做飯、管汽車、掃廁所,什么粗活雜活都干過。

青海的生活本來就很艱苦,再加上被打成右派,工資被降了一級,很多補助都沒有了。“吃不飽,1960年的時候他半夜里起來吃醬油湯。過年發一張票,可以買一點帶魚,在鍋里炸完了,小孩就吃完了。”他的夫人邱鳳寶回憶道。

這樣的生活,自然無法心情舒暢。在青海期間,汪家祐買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來看。“我要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到底怎么說的。”

1979年,汪家祐右派平反后回到了中國人民大學,這時候他的身份仍然是個助教,到1980年才評上講師。1983年汪家祐53歲的時候,人民大學評副教授、教授,他在系里報送的副教授名單中排在第一名。但因為分管校領導一句話,就斷了他當副教授的念想。“管人事的副校長說這次評副教授、教授名額有限,沒有戴過帽子的人都評不過來,所以請各系先把右派的名字拿下來。”

1983年9月,深圳大學成立。由于師資短缺,深圳大學人事處派人到人民大學來選老師。那時候深圳剛剛開始建設,還很荒涼,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我為了離開中國人民大學,離開評不上副教授、教授的可能,所以要求調到深圳大學。”1985年,汪家祐正式調到了深圳大學。

“激情燃燒”的深圳歲月

深圳,是汪家祐的福地,在這里,他迎來了自己事業的輝煌期,盡管這輝煌來得有點晚。

他是深圳的第一個會計教授。到深圳的第二年(1986年),他被評為副教授。1991年退休前夕,他被評為教授。

他更是深圳大學和深圳當之無愧的管理會計專家。他在深圳大學上的課基本上都不是普通的會計,而是他在人民大學時從美國引進的一門新的會計課程——管理會計。1985年他剛到深圳大學時就出版了一本管理會計教材(《管理會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這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三本管理會計教材(第一本作者是廈門大學余緒纓,第二本作者是中央財經學院李天民)。

這本書的寫作,要追溯到汪家祐在人民大學工作的時候。1980年,華僑法國專家錢法仁教授來到人大,給人大的老師們講了四十多小時的管理會計。盡管錢法仁教授會說中國話,但專業名詞還是需要汪家祐幫忙翻譯成中文。后來,汪家祐和另外一個老師陳云震將錢法仁教授講授的內容整理,聯合起來出了一本很薄的書——《西方企業管理會計與財務管理》。

之后,汪家祐參考英美等國的管理會計資料,開始自己寫書。“大概1982年開始寫,寫了55萬字,1985年出書。出書的時候我已經到深圳大學了,出的書上就寫的是深圳大學汪家祐。”

由于廣州沒有人能開管理會計的課,所以汪家祐平時在深圳講課錄磁帶,放假的時候廣州市會計學會請他到廣州去講幾個小時的管理會計。外地的人到深圳考察深圳改革,辦培訓班也請汪家祐去講課。

“所以我到深圳大學以后忙得不可開交,一會兒這個城市,一會兒那個城市。經常一個星期講三十幾個小時的課,而且講的內容還不太一樣,好幾個班,不是一個進度。嗓子老是啞的。”

他還是深圳的第一個注冊會計師,也是中國第一批注冊會計師。“我還在人民大學的時候,為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做了些工作。1982年的全國會計會議,我做上海財大的老教授婁爾行那個組的通訊員。我那個時候52歲左右,他們都是60、70多歲的老教授了。另外,財政部辦了兩個雜志,一個比較大眾化的叫《財務與會計》,還有一本比較高端的叫《會計研究》。因為我搞管理會計,《會計研究》編輯部讓我擔任編審,凡是關于西方會計的稿子,統統送給我來審改,所以那時候我跟楊紀琬經常見面,有時候談談業務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后來會計制度司創辦注冊會計師協會的時候,第一批中國注冊會計師里面就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應該是幾十幾號的證書(1983年財政部的注冊會計師證書是33號,1987年廣東省的注冊會計師證書為122號)。

汪家祐到深圳的時候,深圳已經成立了好幾個會計師事務所,按照規定,會計師事務所起碼要有一定數量的注冊會計師,但這幾個會計師事務所一個注冊會計師也沒有。“所以財政局找到我了,他說你是深圳市唯一的注冊會計師,你來當顧問吧。”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會計制度改革也走在全國的前列。企業股份制改造,財務報表要經過會計師事務所的審查;H股上市,需要境內境外兩個會計所同時審計。但當時的會計制度跟國際上又不一致,所以會計制度不得不改革。作為深圳唯一的會計教授,他也被財政局找去幫要改制的企業看報表,改制完了又給企業做培訓。

“最初的幾個上市公司,包括深金田、萬科、深南玻、特力,都是我來看報表的。我為了深圳特區會計改革花了很多時間。有時候整個暑假寒假都住在財政局的招待所里,全天都在忙工作。”但汪家祐對此并無怨言。“我到深圳政治上的壓力沒有了,撒開了腿干工作。那時候深圳幾乎沒有不努力的,蓋一個樓可以兩三天蓋一層上去,這就是所謂的‘深圳速度’。”

“云淡風輕”的晚年生活

1991年,汪家祐退休。但退休只是名義上的。剛退休的前幾年,他仍然非常忙碌。深圳大學仍然需要他,退休之后,他又上了5年課,一直在深圳大學工作到1996年他66歲的時候。

他一直是黨支部的組織委員,后來退休的老師越來越多,還成立了退休分黨委,他擔任分黨委的組織委員,一直做到七十幾歲才把黨內的工作辭掉。

在這期間,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原野事件”。深圳市原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6月,當時注冊資金僅為150萬元,其中兩家國企占股60%,港資占20%,彭建東和另一個人各出15萬元,各占10%。但到1990年12月10日公司以“深原野A”在特區證券公司掛牌上市(當時深交所尚未正式成立,深發展、深萬科、深金田、深安達、深原野這五只股票先在深圳特區證券公司公開柜臺上市交易,史稱“深圳老五股”)時,已經完全是外資了。1992年,一項由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等單位對深原野進行的調查中發現,該公司存在將公眾資本、銀行貸款轉移至境外為私人謀利的行為。1992年7月7日,深原野A停牌,后經過一年多的整頓,1993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主導下重組更名為“世紀星源”。1994年1月3日,世紀星源復牌。

汪家祐當時正擔任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證券處會計顧問,參與了對深原野的查賬。他同時也是為深原野出具審計報告的深圳特區會計師事務所的顧問。

“我那時候天天到人民銀行上班。人民銀行有好多懂會計的人,他們查到什么問題就寫一個報告,把賬本憑證拿到我這里來。我要覺得行了就簽字。到最后確定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特殊案件。為深原野出具審計報告的深圳特區會計師事務因為這件事情被撤銷了,事務所的所長馬昌時是我的好朋友,也受到了處分。馬昌時在背后罵我,汪家祐這個老右派,把自己做顧問的所給弄沒了。”

1993年,君安證券成立,汪家祐作為秉公無私的審計人員,擔任君安證券的副監事長。一直到1997年左右,他才真正地退下來。

終于閑下來之后,汪家祐喜歡上了放風箏,到深圳蓮花山公園里放風箏,到海南放風箏,到昆明放風箏。七十多歲的時候,他學會了電腦,在網上看新聞,看退休前顧不上看的政論文章。盡管跟會計打了幾十年的交道,但是他真正最感興趣的是政治理論。他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厚厚的幾十本。但去年他把這些書全部捐給了深圳大學。而在此之前,他離開人大的時候,已經把一部分書捐給了人民大學圖書館。

我們見到汪家祐的時候,他一直坐著輪椅,還需要吸氧。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清醒的認知。“我自己身體不好,兩次生癌癥開刀。第二次大夫跟我說,這一次再開刀可以讓你再活一兩年。現在據第二次開刀已經過了一年了,所以我估計我壽命不長了,能再活一年就不錯了。”

他覺得自己現在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貢獻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捐獻身體。他告訴兒女,“我認為遺體沒有別的用處,火化了還不如讓學生解剖,做點貢獻。解剖完了也不要留骨灰,骨灰盒讓孩子們傳下去,多麻煩。”2017年12月1日,汪家祐在一兒一女和老伴的陪伴下,在深圳市紅十字會同志的指點下,在《深圳晚報》記者鏡頭的見證下,簽訂了器官遺體捐贈志愿書。這是這位老人希望為社會做的最后的貢獻。

回首88年的人生路,如果說汪家祐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被“右派”耽誤的二十多年時光。“如果那個二十年給我,我本來還可以再多培養一些學生,多寫幾本書的,這樣我就是坦坦蕩蕩的一輩子,對自己就滿意了。”但對于自己的一生,他還是覺得:“我努力了,我交代得過去了。”

人的一生跌宕起伏,不走過不努力過不奮斗過,孰知是福是禍?

來源:中國會計視野    作者:丘旭琴